【略论贾葭】反共，表面上反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和制度，但根本上，反对的是它更底层的道德法则：为了某种预设的历史目的，可以把具体的人当作实现目的的工具。因为这与康德所奠定的现代自由主义一条核心道德原则正面冲突：人必须始终同时被当作目的，而不能仅仅被当作手段。 而在现实世界里，人的自然倾向并不天然服从康德式义务论。大多数人实际习得和奉行的，更多是某种朴素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。尤其当经济理性不断扩张，并以工具理性的形式渗透生活各个领域之后，人际关系也越来越容易被理解为资源交换、利益计算和成本收益。于是，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很难克服一种诱惑：把别人当作实现自己人生目的的手段，也就是流行语所谓的“工具人”。只是有些人如孙割，更赤裸直白；有些人如贾葭，则更隐蔽含蓄。 因此，真正的反共，并不只是反对一种意识形态，一个政党，一套制度，或者复读几句自由民主的口号。它在更根本的意义上，还意味着反过来约束自己，克服那种为了自己的目的便可以利用、欺骗乃至牺牲他人的价值倾向。这其实是一个极其艰难的道德选择，也是一种成本高昂的人生实践。正因如此，当年贾葭鼓吹所谓“双早论”时，我便隐约觉得，此人的价值底色里蕴含着某种虚伪和诡诈。当时我曾专门写帖抨击，后来他自己也承认，“双早论”在公共价值上存在问题。 “早发财、早移民”作为个人选择，很难进行简单的道德讨伐。每个人处境不同，趋利避害也是人之常情。但一个自称“反贼”的人，如果把“双早论”包装成一种流行的人生理论，再以制造焦虑的方式推动传播，其中就内含着一种相当卑鄙的逻辑：趁还有机会，赶紧捞一票，然后抽身离场。至于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欺骗别人、利用别人、把别人变成自己发财和脱身的工具，甚至是否违法犯罪（因为法律追究总是滞后的），反而退居其次，只要自己能够全身而退即可。 而从一个自诩决绝的“反贼”立场而言，这里面还有另一层自相矛盾：你自己先做了逃兵，把承担反对成本的责任留给别人，到了海外再做嘴炮党，并不会天然比留在国内的“韭菜”更加高尚。贾葭本人，一边利用自己在知识界积累的人脉和影响力，从事移民中介生意，一边炮制“双早论”制造焦虑、招徕客户。这套理论就更值得警惕：它究竟是一种公共思想，还是一套披着公共知识分子外衣的营销话术？至少在道德、道义和法理上，都经不起多少推敲。 贾葭曾经当过腾讯《大家》专栏的主编，我原以为他多少有两把刷子。后来瞄过一眼他和某个美女对谈的视频：审美上，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小清新；智识上，把自己包装成一个理中客；道德上，又努力维持着洁身自好、温润谦和的君子形象。 然而，再看后来围绕其移民中介业务出现的坑人钱财争议和丑闻，看他把一些极端而浅薄的“支黑”言论包装成思想深刻的招牌菜，在与人论争时，又不时以污言秽语、暴戾恶毒暴露自己的心性和品味，前后的反差就越来越刺眼。原来那件精心裁剪的“公共知识分子”皮袍之下，并没有多少与之相称的智识和德性。移民日本以后，顾忌渐少，人设也逐渐松脱。层层包装剥去之后，袒露出来的，不过是一个精于算计、习惯于把别人当作手段的卑劣灵魂，以及与其昔日精英人设极不相称的粗鄙恶俗的心性。 我和贾葭以及苦茶大师，并无私人恩怨，也没有任何利益冲突。偶尔出手揭露他们，目的其实很简单：过去是这类人凭借平台和圈层优势掌握话语权，久而久之，竟习惯了由自己划定什么可以说、什么不可以说，谁配说、谁不配说。如今到了推特这样的开放平台，既然大家都主张自由表达，那就更没有理由继续由几个昔日的话语掮客充当裁判。自由平台的意义，本来就不是换一批人掌握麦克风，而是没有谁有资格垄断麦克风。